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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澳門──葡語世界2003學術研討會”，澳門，2003年9月22—23日
本文試圖從早期港澳關系的一些史實，探討葡語世界對外部世界的影響，探討澳門在葡語世界對外交流中的作用。
葡萄牙人對香港的認識早于英國人。16世紀葡萄牙的航海圖上，曾將香港的鯉魚門書作“鹽江口”，可見葡萄牙商船航經鯉魚門，往來于港澳之間為時已久。
19世紀40年代香港開埠初期，因地理條件的便利，便有許多葡萄牙人由澳門赴香港定居經營。亞馬達切斯特洛在《香港葡僑》一文中，引用白樂賈的話說：“居于香港之葡人，生活極為艱苦，日間工畢，無娛樂去處，夜里又因城內歹徒橫行，不敢外出。他們皆為安分守己，努力工作的人，晚上唯與親朋團聚在家，共敘天倫，以消磨時間。對外界事，除非必要，則無理睬。此等初期香港的澳門葡人，對開發香港成為要港，居功至大。”?
香港開埠后的二十年間，至少有800名葡人在香港定居。至1860年，香港政府聘用的葡人將近40人，被普通英國人和外國洋行雇為職員的則有150多人。那些在洋行工作的葡人往往充當譯員。因為當時華人不會說英語。當時確實流行稱為洋涇浜英語（Pidgin-English）的混合語言，但是，重要的翻譯工作，還是需要譯員來做。?
來自澳門的早期香港葡人格蘭披里曾任香港警官。他見香港警力不足，對日益繁重的警務，難以應付，便向澳門警方求援，使香港治安稍趨安定，犯罪率得以下降。香港域多利監獄瘟疫盛行時，葡醫佬楞佐貝萊博士負責治療，貢獻很大。?
從經濟方面看，香港開埠之初，便有一些澳門葡人在港經商取得成功。例如，來自澳門的雷米迪斯（J.J. dos Remedios）冒險從事航運服務業，臨終時，他的財富已積累至100萬元。這在當時是很大一筆財產。另一名葡萄牙航海家羅薩瑞歐（Marcos do Rosario）是斯蒂芬森洋行（Stephenson & Co.）的合伙人，經營與澳洲港口有關的業務，并獲得成功。?
早年澳門葡人在香港開設的規模較大的商行，還有羅桑的域多利藥房、白樂賈的醫務堂藥房、蘇桑的皇后道藥房，以及哥斯達和德山合辦的香港汽水公司。規模較小的，則有多士賴美弟斯、馬哥士多羅三略、以都亞多貝萊拉、羅拔杜德西華等開辦的商行。?
20世紀前期，澳門葡商在香港開設的一些商行生意非常興隆，對溝通葡語世界與外界的經濟往來作用很大。例如，1914年前，葡商布爹路兄弟（B.J.Botelho, J. Heitor Botelho 及P.V.Botelho）在香港創辦紹和洋行，又先后在上海、青島、濟南、廈門、福州、梧州及舊金山、紐約開設分號。該行進口菲、葡、美所產雪茄、紙煙、軟木塞、軟木制品、打包箍、沙丁魚、蜜餞等；出口桐油、茶葉、爆竹及其它中國物產，銷往世界各地；兼營航運及傭金代理業務。滬行設有倉棧多處。又如，1914年前，原三利洋行職員梳沙(E.V.M.R.de Sousa)在香港德輔道中開設葡商貿易行梳沙洋行(.De Sousa & Co.)，并在上海設立分號。該洋行進口面粉、皮件、染料、搪瓷器皿、食品、玻璃器皿、棉花、亞麻布、呢絨、電器、發動機等；出口大米、茶葉、生姜、錫器、皮件、生皮、頭發、精油及其它中國物產。再如，1925年前在香港德輔道中開設的葡商貿易行經濟貿易公司（Economical Trading Co.）在九龍設有營業所，代理幾家歐美廠商公司。澳門新馬路澳門經濟貿易公司、經濟自由車公司和澳門西洋輸運汽車公司均為其產業。?
澳門葡人對香港印刷業貢獻很大。例如，1844年，澳門葡人羅郎也（Delfino Noronha，又譯為德芬諾）便在香港開設了著名的羅郎也印字館。有人認為此為香港有印務所之始，羅郎也是澳門葡人在香港開拓商業的第一位。羅郎也印字館承印《香港政府憲報》（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及其它零擔業務。1867年改組為父子公司，更西名為“Noronha & Sons”，包攬英國駐華使領館印務，兼營一般書籍文具商業務。1878年，該館兼并上海望益紙館（Carvalho & Co.），成立上海分號。該館1940年代尚見于記載。1867年前，葡商盧斯（J.A. da Luz）在香港嘉咸街開設了今孖素印字館，承辦商業印刷業務。1884年，葡商機地士（Florindo Duarte Guedes）在香港云咸街開設機地士印字館，經營印刷和出版業務，曾出版發行葡文報刊《中國回聲》(O Echo da China)和《遠東》(O Extremo Oriente)，1920年代尚見于記載。早年澳門葡人曾與香港華人合作在香港大嶼山開采銀礦和鋁礦。白樂賈寫道：“當時，有數名葡萄牙人，曾與中國人合作，在兩處大嶼山地方，開采銀礦與鋁礦。這兩處一個是在現在的銀礦灣，另一個是利馬坑（？）。今在此地的老一輩的居民，還能記得實有其事。”?
澳門葡人對香港的園藝事業貢獻也很大，他們將一些珍稀的樹木和花卉引進到香港。前面提及的印刷業實業家羅郎也是一位熱心的業余園藝家。在朋友的協助下，他先后將澳大利亞著名的冷杉和松樹、新加坡的椰子樹引進到香港。1876年，羅郎也和另一位葡商在九龍油麻地購買了兩塊土地和5英畝農田。羅郎也和業余植物學家索瑞斯（Mathias Soares）經常乘船從香港島到油麻地從事園藝工作，并在大陸的歐人園地中首次生產出菠蘿。菠蘿種植后來成為新界重要的產業。當時在油麻地羅郎也的園地順利生長并取得豐收的果樹有香蕉、番櫻桃、桃樹、無花果和普通的番石榴等。澳門葡人在香港熱衷于花卉種植。19世紀末，每年為香港花卉展提供大量各種花卉的是九龍一所經營良好、面積最大的花園。這所花園是葡人所有的。業余植物學家索瑞斯在西營盤有一個小花園，進行鮮花栽培試驗。他將姜黃色百合花的球莖引進到香港，使這種鮮花在夏季普遍出現在居民的桌子上，或其它裝飾物上。后來擔任過葡萄牙駐香港總領事的羅馬諾（A.G.Romano）在薄扶林經營了一個花圃。他最大的愛好是栽培稀有花卉，收集蕨類植物和蘭花。?
在語言方面，澳門葡人對英語，特別是涉及到東方事物的英語詞匯，產生過一定的影響。早年葡人在澳門、廣州，最終是在香港與英國人的交往，導致他們將許多純粹的葡語詞匯，以及葡人從其它民族借用的詞匯引進到英語中。澳門葡人的土語對早期中英貿易時代產生的洋涇英語也有過重要影響。這可從早年的文件和書信中看出。澳門葡人引進到英語中的詞語主要是有關商業的，涉及財政、貨幣、度量衡，例如picul（擔）、catty（斤）、cash（現金）等，這些都不是來自中文。英語中還有一些與商業和生產有關的詞語是來源于葡人，例如Bamboo（竹）、banana（香蕉）、bhang （印度大麻）、mango（芒果）、tapioca（木薯淀粉）、papaya（薯木瓜）、plantain（車前草）、betel-nut（檳榔子）、jack-fruit（木菠蘿）、saffron（藏紅花）、camphor（樟腦）、sandalwood（檀香）、 beche-de-mer（海參）、cocoa（可可）、agar-agar（石花菜）、arrack（燒酒）、ginseng（人參）等。
通常在英語中使用而純粹是來自葡語的詞匯有praia（普臘亞，佛得角群島首府）verandah（走廊）、mandarin（中國官員、官話）、compradore（買辦）linguist（語言學家）、galleon（西班牙大帆船）、caravel（西班牙和葡萄牙輕快多桅小帆船）、stevedore（碼頭工人）、factory（工廠）、factor（因素）等。還有一些后來在英語中運用的詞匯，如 bazaar（東方國家集市）、bungalow（平房）、pagoda（塔）、compound（院子）、amah（保姆）、boy（男孩、男仆）、coolie（苦力）、lascar（印度水手）、peon（聽差、奴仆）、sepoy（英軍中的印度兵）、molosses（糖漿）、lorcha（中國、泰國等地歐式船身的三桅帆船）、massage（按摩）、tank（大容器）、chintz（擦光印花布）、curry（咖喱）、copra（干椰肉）、jute（黃麻）等，是最早由葡人在印度和東南亞其它地區使用，然后傳入澳門，再傳入其它地方。涉及家用物品的普通名詞，包括porcelain（瓷器）、parasol（女用陽傘）、palanguin（東方國家四人或六人抬的轎子）、cuspidor（痰盂）、kimono（和服）、calico（白布）、taffeta（塔夫綢）、shawl（披巾、圍巾）、cambric（細薄布、麻紗）、cashmere（開士米）等，英語是受惠于葡語。
英語中某些動物和昆蟲的名稱是受到葡人的影響，如mongoose（?）、alligator（短吻鱷）、albatross（信天翁）、buffalo（水牛）、cobra（眼鏡蛇）、mosguito（蚊子）等。?
早期港澳關系的上述史實說明，葡語世界曾經對香港的發展產生過某些影響，澳門是葡語世界在亞洲對外交流的一個中心,它促進了葡語世界與外部世界的經濟交流和語言文化交流。如果澳門今后能夠保持這一歷史傳統，繼續推動葡語世界與外部世界的經濟文化交流，澳門對世界和平和人類發展將能做出更多的貢獻。
注釋：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系》，1990年臺灣出版，第120頁。
J.M.白樂賈：《香港與澳門》（J.M.Braga,Hong Kong and Macao.），香港格拉費科出版社1960年出版，第65－66頁。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系》，第121-122頁。
J.M.白樂賈：《香港與澳門》，第65頁。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系》，第121頁。
黃光域：《外國在華工商企業辭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467、468、617頁。
黃光域：《外國在華工商企業辭典》，第144、240-241、778-779頁。
郭永亮：《澳門香港之早期關系》，第119頁。
J.P.白樂賈：《香港的葡萄牙先驅者──在九龍的園藝試驗》（J.P.Braga,Portuguese Pioneers of Hong Kong-Horticultural Experiments at Kowloon.），《澳門評論》1930年出版，第10－15頁。
J.M.白樂賈：《香港與澳門》，第66、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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