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问我：“毛泽东刚才是不是在骂我？”我不便直译，只好说：“毛泽东说的是生气的话，但他不是骂您。”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又看着毛泽东，也对我低声说出一句难听的俄语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两党关系中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毛泽东开始不满意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和做法，赫鲁晓夫也对中国这时发生的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1958年在中国兴起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曾使苏联领导人大惑不解。
我发明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俄文词汇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几个新的政治名词是在中共中央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按双方互通消息的惯例，由中国领导人通过外交会晤将之正式传达给苏联方面。这次是由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向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传达的消息。
我记得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接见尤金大使，我作为尤金的翻译陪同前往。在座的还有为刘少奇主席担任翻译的赵宗远先生。
当刘少奇主席向尤金大使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定时，我在脑子里就开始琢磨如何正确翻译他所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两个在俄文里还不曾出现的新政治术语。根据其中文原义，我起初想的是将“大跃进”译成俄文为“快速的运动”，将“人民公社”译为“人民协会”或者“大众公司”。但当我听了刘少奇主席进一步阐明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具体涵义之后，我立即否定了我起初意欲翻译的这两个俄文词汇。于是，我用更能贴近中文含义的俄文将之直译为“大的飞跃”，同时我从俄文“巴黎公社”想到了“人民公社”这一新词的译法。
在我正式向尤金大使翻译刘少奇主席的谈话之前，我特地先征求了在座的中国资深俄文翻译家赵宗远先生的意见。他听了我的说明，思索片刻，当即表示赞同。他认为，如此翻译已非常准确达意。他尤其欣赏我用“公社”，说这个词翻译得恰到好处，比之俄语中的同义词“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能达致其意。
于是，我向尤金大使翻译了刘少奇主席传达的中共中央的决定。
谁料我回到使馆后，尤金大使严肃地问我：“你翻译的这两个词义是否准确？”他说他看见我同中国翻译赵宗远谈话，他认为也许这是中国人的译法。当我再次肯定并确认翻译无误时，他仍表示怀疑，对我说道：“刘少奇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尤金大使是苏联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哲学教授。他认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所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那么，中国人发明的这两个政治术语是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学说不相符的。这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观点。他认为，刘少奇曾经在苏联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他不可能提出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如果翻译准确无误，那么刘少奇传达的中共中央决定，其实就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曲解。
为此，尤金大使专门召集使馆各处参赞开会，研究讨论我对中共中央这个决定的词义翻译。
在那次使馆内部会议上，尤金大使认为，应该立即向苏联高层领导报告中共中央的这个决定，因为这两个敏感的政治新词可能会使苏联人对中国人的观点不易接受，很可能会使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关系出现裂痕，而势必影响两国两党业已建立的友好关系。
他提出，为验证我的俄文翻译的准确性，可否另外用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的同义词来翻译这两个政治名词。但我仍坚持己见并力陈我如此翻译原义的理由。出乎意料的是，使馆大多数外交官同意了我的翻译。之后，尤金大使决定将此情况报告苏联外交部转呈苏共中央。
然而，据我所知，苏联方面对中国广泛开展的这场政治运动保持了一段时期的沉默。
这以后不久，中国到处出现了这两个新的俄语词汇。然而，在苏联出版的《汉俄词典》中却未收录这两个词汇。也许苏联人认为，这两个词是中国人发明的政治词汇，其实却是我这个苏联人翻译的俄文词汇。我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俄文翻译首先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确认。这是我未曾想到的结果。
苏联没有对中国的这场政治运动进行攻击和抵制，苏中关系依然保持相互友好。那时候，赫鲁晓夫正在推崇“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生活。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大国分别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标向共产主义迈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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