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魯曉夫問我：“毛澤東剛才是不是在罵我？”我不便直譯，只好說：“毛澤東說的是生氣的話，但他不是罵您。”他半信半疑地看著我，又看著毛澤東，也對我低聲說出一句難聽的俄語
上世紀50年代后期，中蘇兩國兩黨關系中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毛澤東開始不滿意赫魯曉夫的某些觀點和做法，赫魯曉夫也對中國這時發生的政治運動持懷疑態度。1958年在中國興起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曾使蘇聯領導人大惑不解。
我發明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兩個俄文詞匯
我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聽到這幾個新的政治名詞是在中共中央做出這個決定之后。按雙方互通消息的慣例，由中國領導人通過外交會晤將之正式傳達給蘇聯方面。這次是由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向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傳達的消息。
我記得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個傍晚，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北京中南海他的辦公室接見尤金大使，我作為尤金的翻譯陪同前往。在座的還有為劉少奇主席擔任翻譯的趙宗遠先生。
當劉少奇主席向尤金大使通報中共中央關于在全國開展“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決定時，我在腦子里就開始琢磨如何正確翻譯他所說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兩個在俄文里還不曾出現的新政治術語。根據其中文原義，我起初想的是將“大躍進”譯成俄文為“快速的運動”，將“人民公社”譯為“人民協會”或者“大眾公司”。但當我聽了劉少奇主席進一步闡明關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具體涵義之后，我立即否定了我起初意欲翻譯的這兩個俄文詞匯。于是，我用更能貼近中文含義的俄文將之直譯為“大的飛躍”，同時我從俄文“巴黎公社”想到了“人民公社”這一新詞的譯法。
在我正式向尤金大使翻譯劉少奇主席的談話之前，我特地先征求了在座的中國資深俄文翻譯家趙宗遠先生的意見。他聽了我的說明，思索片刻，當即表示贊同。他認為，如此翻譯已非常準確達意。他尤其欣賞我用“公社”，說這個詞翻譯得恰到好處，比之俄語中的同義詞“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更能達致其意。
于是，我向尤金大使翻譯了劉少奇主席傳達的中共中央的決定。
誰料我回到使館后，尤金大使嚴肅地問我：“你翻譯的這兩個詞義是否準確？”他說他看見我同中國翻譯趙宗遠談話，他認為也許這是中國人的譯法。當我再次肯定并確認翻譯無誤時，他仍表示懷疑，對我說道：“劉少奇是馬克思主義者，他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
尤金大使是蘇聯著名的馬列主義理論家和哲學教授。他認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所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不符合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那么，中國人發明的這兩個政治術語是同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學說不相符的。這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不能接受的觀點。他認為，劉少奇曾經在蘇聯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他不可能提出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如果翻譯準確無誤，那么劉少奇傳達的中共中央決定，其實就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曲解。
為此，尤金大使專門召集使館各處參贊開會，研究討論我對中共中央這個決定的詞義翻譯。
在那次使館內部會議上，尤金大使認為，應該立即向蘇聯高層領導報告中共中央的這個決定，因為這兩個敏感的政治新詞可能會使蘇聯人對中國人的觀點不易接受，很可能會使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的關系出現裂痕，而勢必影響兩國兩黨業已建立的友好關系。
他提出，為驗證我的俄文翻譯的準確性，可否另外用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根據的同義詞來翻譯這兩個政治名詞。但我仍堅持己見并力陳我如此翻譯原義的理由。出乎意料的是，使館大多數外交官同意了我的翻譯。之后，尤金大使決定將此情況報告蘇聯外交部轉呈蘇共中央。
然而，據我所知，蘇聯方面對中國廣泛開展的這場政治運動保持了一段時期的沉默。
這以后不久，中國到處出現了這兩個新的俄語詞匯。然而，在蘇聯出版的《漢俄詞典》中卻未收錄這兩個詞匯。也許蘇聯人認為，這兩個詞是中國人發明的政治詞匯，其實卻是我這個蘇聯人翻譯的俄文詞匯。我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俄文翻譯首先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確認。這是我未曾想到的結果。
蘇聯沒有對中國的這場政治運動進行攻擊和抵制，蘇中關系依然保持相互友好。那時候，赫魯曉夫正在推崇“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生活。蘇聯和中國這兩個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大國分別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標向共產主義邁進。(上)
